师之形言也，且异乎阳春白雪、碧云清风者也。夫大圭不琢，贵乎天真，至言不文，尚于理实，乃世之衡鉴，岂智识而拟议哉！师自戾止翠峰雪窦，或先德言句渊密，师因而颂之；或感兴怀别贻赠之作，固亦多矣。其有好道者，并录而囊之。一日总缉成二百二十首，乃写呈师。师曰：「余偶兴而作，宁存于本」？不许行焉。禅者应曰：「乃祖闱千载之芳烈也，勿轻舍诸」。师察其悫志，勉弗获已，抑而从之。文政幸侍座机，辄述序引，用识岁时。炎宋天圣十年孟陬月，文政谨序。

省表具知。回鹘恃众忘恩。弃盟犯境。朕以勋亲是念。讨伐未行。而乃尚肆枭音。敢回狼顾。恣行驱劫。渝见奔冲。战士等蓄锐多时。奋身自效。犹斗之兽。何足以枝梧。成擒之虏。幸获于逃遁。蜂虿自灭。马牛皆归。此实上帝威灵。辅臣谋略。岂予薄德。所可致焉。循省贺章。良多愧慰。所贺知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

学校所以明伦善俗，而人材之盛衰，风俗之隆替，实系一时师帅之官。故北方之人皆见许行而大说，而六馆之士亦畏何蕃而不为。好恶相师，捷若影响。具官某文辞辩丽，有闻于时；志行直方，不流于俗。顷坐微累，一斥十年。召自远方，典领中秘。易寘学省，佥曰汝宜。夫义理人心之所同，不必谆谆而后谕；障江河非一篑之力，莫若引而置之庄岳之间。勉行所知，追配前哲。

契勘池阳控扼大江，拱护行阙，迨此暇时，宜思式遏奸萌，以利永久。臣窃照本州有重役黥徒五十八人，在法五年无过，许将刺充牢城。盖朝廷始以其情重，既欲苦役以困其力，终念其悛改，复开改刺以全其生。然臣窃询此辈，从初习惯凶狡，至此转无藉赖，加以躯干长大，猘力强猛，怙其无良，少得五年无罪犯者。寻常越逸一人，须至申陈密院。兵厢担负督责，管营土牢坚固，巡察严密，犹有毁擘銗筒，掣脱扭械，夜行昼伏，累日绝食而不获者。若照管少懈，则别生暴横。庆元三年数内有傅旺，始因胁污营妇，后缘隔绝不通，辄乃白昼鼓刀伤人，几至殒死。已而佯为重困，脱出牢户，随即逋逃。本州关牒戎司，邀截津渡，仅免越淮。至今人言傅旺百夫未必能当。推此一端，其俦可见。加以州郡无事役使，反以养成骄悍。小有营葺，荷一畚土，便即谇语。不知者徒见冶铁为械，将谓举步有碍，不知其历梯级登墙屋，健者唶弗能及。臣窃思方时无虞，本州又宿重军，此辈纵无忌惮，尚何能为。臣所虑者万一州郡殚虚，少失弹压，此曹破械而出，掠坊市，盗库兵，臣恐异时为沿江患者必此曹也。臣闻汉法用兵至发亡命，或取刑徒。此曹今置在州郡，则势应悍戾而难制，若来入于军，则便须禀畏而驯伏。况其轻生，足备摧锋，军旅得之，未为无用。不过别立一军号，选择一将副，御之有其方而已。臣照得前任守臣郑汝谐亦曾有此申请，牒归池州大军收管，几及半年，臣考验案牍，自汝谐牒发之后，不闻一人干犯纪律，足见军中足以詟服此辈。后缘此辈乞行改刺勇捷，遂致省部駮难，再命发还本州。盖重役人五年无过，始刺牢城，牢城只是厢军。今若便为勇捷，却系躐升禁军，既戾元降旨挥，而所请反居配隶牢城之上，是一不可。又朝廷大军素号禁旅，忽与剽盗连营共垒，宜其羞与哙伍，是二不可。二事既未顺便，兼当来亦不说给以何等请受，复于何处支请，往往亦教军中倍费区处，所以卒难收受。今臣欲得军中别立军号，则便已分别等夷，免得军士有言。至于军粮，既不可躐升勇捷，若只依旧支与重役名粮，又恐略无增劝。要得不碍见行条制，稍令丰约得中，只乞支与厢军粮赐。仍须管认人数，逐州不过几名，发往军前支散，死亡许行开落，添续不许过数。如此则暗合改刺牢城之法，明有附著统壹之所，行之沿江州郡，诸屯有益兵之实，州郡宽控制之忧。剪除芽孽，阴护本根，计无出此。

一曰守法度，二曰慎爵赏，三曰正纪纲。何谓守法度？本朝列圣莫不尽循祖宗之法，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资，恐挠法而干政也。钦圣宪肃之父向经尝为尚书郎矣，乃改授贵州防禦使。逮至崇、观、宣和閒，奸臣秉政，戚里内侍公然请托，内降御笔日以十数，三省奉行文书而已。故皇后之父，至为太师；帝女之夫，乃作侍从。其他妃主之家，如王羲叟之徒，亦登从班；钱端义之徒，并为寺监。其他不可以枚举。前此所以产乱招祸者，实基于此，固陛下所亲见也。是宜痛扫崇、观之积弊，悉复祖宗之成宪。而乃者邢焕除徽猷阁待制，孟忠厚除显谟阁直学士，士大夫莫不骇惊。比来又降中旨，王羲叔与郡，王羲叟除太府寺丞，以片纸录阙，亲屈宸翰以行之。于是物议大喧，以至相视失色。陛下若欲敦椒房之重，奉太母之欢，则当抚恤其家可也，时有赐赉可也。若以公朝爵位私之，则不可也。惜夫人臣无有如杜衍者，执之以为不可，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从之，岂能不仰累圣政哉？伏愿断自宸衷，改正焕及忠厚官职，悉从旧法，及罢羲叟差遣。且重立法禁，以止绝干求请托之门。庶几惟新之政醇而无疵矣。何谓慎爵赏？人君之于庆赏，所以厉世磨钝者也。比年以来，群奸擅朝，近习用事，戚里道流，干政挠法，固有不繇科举而命官赐第者。又有虚作随军治河，因权倖保奏而改京秩者。又有因贿赂权倖而传宣赐带，因父兄秉政，无出身而得贴职者。前此臣僚论列，固以降指挥悉行追夺矣。而有司奉行不虔，其侥倖得官及改秩者不唯未有禠夺，往往以赦恩而转行者多矣。至于带职名、服章服者皆如是，故朝廷之命不行于下也。害治之大，孰甚于此！愿申命有司悉行检举，一洗而去之，庶几爵位重于朝廷，而天下知所劝矣。何谓正纪纲？比年以来，人或玩法，将相侍从出典州郡，多以贵傲自恃。监司欲振举其职业，往往违戾而不肯从。又将领之于士卒，平日黩货，恣行侵削，不复明阶级之法。至简省其教阅，养成其骄惰，少有责罚，则悖慢无礼，无所不至。或至杀州将、掠居民而无所畏惮。朝廷旋即招安而命之以官，此何理也？又宗室承寇盗侵轶之际，诬州县与贼通，因而杀之，此又不可长也。愿特降睿旨，今后监司规画事理可行，而诸州违戾不从者，重加之罪。若士卒违犯将帅所统之官，则申明阶级之法，使断者不疑。若杀州将，掠居民者，不许行招安之策，必孥戮而后已，庶为将来之戒也。至于处宗室于外，非祖宗之旧制，始于崇、观閒耳。其在外也，至于椎牛酿酒，窝藏窃盗，甚则有群聚杀人之事。今若日给钱米而散处于东南，庶不为苏、常二州之蠹。至于聚众杀人，则当重寘于罪，不可以皇族而贷也。此三者，皆当今之切务而不可移者，惟陛下加诚意而留圣念，天下幸甚！

馀杭地狭人稠，区区一隅，终非可都之地。自古帝王，未有作都者，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，盖不得已也。今陛下巡幸，乃欲居之，其地深远狭隘，欲以号令四方，恢复中原难矣。前年冬，大驾将巡于东也，臣固尝三次以建康为请。盖倚山带河，实王者之都也，可以控扼险阻，以建不拔之基。陛下不狩于建康，而狩维扬，所以致今日之警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，徐诣建康。然长江数千里，皆当守备。如陆口直濡须，夏口直赤壁，姑孰对历阳，牛渚对横江，以至西陵、柴桑、石头、北固，皆三国、南朝以来战争之地。至于上流寿阳、武昌、九江、合肥诸郡，自吴而后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。而江陵、襄阳尤为要害，此尤不可不扼险以为屯戍也。今敌骑近在淮壖，则屯戍之设固未能遽为。宜分降诏书于沿江守土之臣，使之扼险屯兵，广为守备。许行鬻爵之法，使豪民得输粟以赡军。许下募兵之令，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。又重爵赏以诱之，则人人效命，守备无失，而敌骑必退矣。敌骑既退，则可以广设屯戍，如前所陈。迟以岁月，国体少安，可以渐致中兴之盛矣。

被旨差往宣州、太平州措置圩垾，今条具下项。一、今来宣州化成惠民圩垾，周围接连，计长八十里。小埂不用修筑外，内被水破缺，并里外损坏摧塌去处，合行修筑增高。一、今来修筑圩垾，合用和雇人工钱米，乞于常平钱米内应副。如本州常平钱米不足，即许提举常平司于本州合发上供钱米内取拨兑借，免致临时阙误。其下三等人户，窃虑缘水患无力输纳，即乞令结甲借贷常平司钱。自绍兴二十四年为始，作四年带纳。一、今来修筑圩垾，所用工浩瀚，务要坚实，庶可经久。全籍所差官协力管干，庶不致灭裂，枉费人工。如有不切用之弛慢职事，许行按劾。内有昏懦怯弱不任职事之人，亦许差官抵替。所有检察监修部役等官，如能用心了办，不致灭裂，虚费人工，亦乞许保明申取朝廷指挥，量行推赏，庶示惩劝。

蜀地狭人稠，而京西、淮南系官膏腴之田尚众，乞许人承佃，官贷种牛，八年乃偿；并边悉免十年租课，次边半之；满三年，与充己业，许行典卖。令四川置制司榜谕，愿往之人，给据津发。

《书》记言，古右史之策也。昔管仲有云：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纪号。字有彫毁，孔子睹而不识，至记其登封之君则以无怀氏为首。然则伏羲以前，固有字画，特未以之教民尔。伏羲氏出，书契始作，文字浸兴，是故三皇之书谓之三坟，五帝之书谓之五典。坟言大也，典言常也。《周官》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。楚灵王谓倚相能读坟典。然则皇坟帝典固已粲然。吾夫子笃生晚周，得古书三千馀篇，于是悉力整汇，删除繁冗，如班固谓于古今书外又有《周书》七十一篇，刘向亦云此周时号令也。以至先儒谓许行所指神农之言，与夫阴阳医方所称黄帝之说，凡若是类悉删不录，以定为百篇。盖勋华揖逊而典谟兴，汤武革命而誓诰作，此盖世道纲维，而吾夫子定《书》所执以为依据者。秦法日急，仇视圣经，孔安国之祖子襄收其家书，藏之屋壁。汉至孝文，有意复古，诏求治《尚书》者，闻济南有伏生胜，故秦时为博士，召不能起，亟遣晁错受业焉，才得《泰誓》以前二十馀篇尔。鲁有共王，闻遗音于升堂之顷，乃尽得科斗书焉。科斗苍颉古文体也，周用之。至秦更为八体，其一曰隶，以科斗之体而定今文之隶，于是为二十九篇，然犹未有传也。自安国作训诂而义以明。书既成，会有巫蛊事。隋唐以来。其传浸显。贞观中孔颖达为之作《正义》，而后《书》之义益无馀蕴矣。《书》之源委大略如此。虽然，学者诚能知天道人治立于帝尧，故圣人以《尧典》为始；悔过用贤，治道根本，故圣人以《秦誓》为终。以其大纲大领者推为致君济民之用，则古文训诂传授如区区前所陈者，皆筌蹄刍狗也。观《书》者必有考于斯。

当十钱惟京师、陕西、两河许行，诸路并罢。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，给以小钞，自一百至十贯止，令通用行使，如川钞引法。

居养鳏寡孤独之人，其老者并年五十以上，许行收养，诸路依此。

夫操至大者守至约，约非茍简也，盖持其要，则至大之操可坐举也，不持其要，则虽繁细纤悉竭精溃神，而至大之操日入颓委而不振也。故拱揖乎一堂之上而提挈乎万里之外，不极一目之力而明无所不烛，不穷一耳之听而聪无所不闻，德被鳏寡，泽渐草木，天下通达之属，莫不振动而服从。是何也？得其人而任之以道，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也。故孟子曰：「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」。夫列百官之长，要百事之听，以饰朝廷，臣下百吏之分，谋猷裁度，经纶乎其上，朝讲而夕行，夕讲而朝行，奉其成功以效于吾君者，一相也。君人者，惟论一相，陈一法，明一指以覆之，兼照之，而主其废置尔。是则勤劳常在于相，而安佚常在于君人也，岂非操之至大而守之至约乎？舜、禹之有天下，举用是道也。舜独论禹，禹独论益，朝廷百为之务一不与焉，而德化高大，不可以涯见。故孔子美之曰：「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」。夫舜、禹非好閒暇而不与也，盖君人之体有所统而适然尔。以舜、禹之圣智，犹不自任而尚如是，况圣智不及于舜、禹者哉？故孟子对滕文公而辟许行之言，亦曰：「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君哉舜也！有天下而弗与焉。尧舜岂无所用其心哉，亦不用于耕尔」。由是观之，则孟子达仲尼之心，见舜之所以弗与之意，而为是说矣。为之传者，乃曰：「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，何待吾圣人之不伟邪？圣人何尝有求天下而为之心，且得天下非舜、禹所泰，孔子复何言哉」？然则孔子之所以言者，盖曰舜、禹尚若是，则非舜、禹而有天下者，可不急于得人而反与众事之丛脞乎！且孟子学子思者也，其去孔子不远，其所以用圣人之言宜其不谬，而讵尝有不与求天下而得之之旨邪？或曰：「舜、禹之道钧尧道也，孔子奚独舍尧而称舜、禹」？曰：「舜尝劳于尧矣，禹尝劳于舜矣，及其有天下也，舍其所为而不与焉。此圣人能持天下之大要也。使后世观之，知其为相者必如彼而为君者必如此，其必适君相之分乎。舍尧而言，岂其异之哉」！

据所奏。以文武之将寮。希尺寸之官赏。请卿自称王爵。权行制书。卿以未经先奏于宸聪。不欲便加于众意。却缘熊罴之武旅。怀铁石之壮心。或立功劳。须加爵赏。难以具排官氏。繁奏圣聪。敢希显降明文。许行墨制。亦自朝廷之成命。委藩翰以奉宣。凡有施行。后当闻奏。免忧迢递。庶从便宜等事具悉。卿等最亲最旧。不溢不骄。爰自中兴。夙参佐命。厌大权而不处。守高节以自全。成兹令名。标于信史。洎总兹千乘。镇彼一隅。不将富贵为心。惟以邦家是念。尽血诚而推戴。竭土产以贡输。每念忠良。正深系赖。忽被董璋之逼迫。遽令蜀郡以携离。卿虽外合元凶。而内全大节。文翰每深于恭敬。使臣尽厚于接延。兼闻曾兴议于东川。欲拜章于北阙。彼既他说。此难独行。察卿此际之诚。契朕从初之料。今则诏书才降。章表继来。阻推劝之众情。高辞王爵。执变通之独见。远贡臣诚。去假号而就真封。抑异端而全大计。非卿不能断此意。非朕不能悉此心。载阅敷陈。备详披沥。自然可久可大。传子传孙。长为一面之藩维。永作四方之表式。其文武将寮等。或武有折冲之术。文多经济之材。咸能赞佐元戎。削平大憝。功勋显著。酬奖必行。所请权行制书。贵从宜便。虽随方设教。叶远藩众庶之情。而引古證今。异本朝全盛之事。切念道途久绝。人使才通。在朕方务于绥怀。于卿固无于爱惜。缅思尽节。必认注心。自今巳后。剑南诸道应节度使刺史并州县官军府文武将吏等。或升降贤愚。或黜陟功过。一切委卿逐便选择。差署施行讫奏。朝廷更不除人。岂惟叶彼权宜。抑亦表吾委任。故兹诏示。想宜知悉。

按行到永固陵攒宫地段内三神围有低下去处。据太史局太常寺状：「契勘昨按行到昭慈圣献皇后攒宫西地段可以充永固陵攒宫，已选择到气聚吉穴，于阴阳经书、国音便利，别无妨碍。其第一穴神围至昭慈圣献皇后攒宫篱寨相去二十五步，第二、第三穴神围各相去五步，已申朝廷」。今太常寺看详到上件地步，许行使用，兼元奏图本内已行称说神穴三围所用地步阔远、地势高下不等，如将来修奉攒宫，合临时量度地形几深，依法随宜开□，及有低下去处，依陵寝故例及经法，亦合随宜补治。依已降指挥，约度摽劄了当。其三穴内有地形低下去处，若趱那近上，就高阜处摽穴。乞下按行使司，于已按行到地内从上选择气聚吉穴，趱那标劄，别无妨碍。